中国科学院颁发2023年度系列奖项

内容摘要：　最近几年，社会呼吁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对此他认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儒家，舍此没有任何其它出路。

最近几年，社会呼吁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对此他认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儒家，舍此没有任何其它出路。

当然，这种道义谴责没有强制力，因此仅仅仰赖于它并非十全之策。如何在成文宪法层面上重塑宪法权利的道德根基，是宪法义务体系运行中颇值考量的问题。

而最终，人们在共同体中也必将无所适从，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滋生，进而陷入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既积极致力于对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又时刻防范着对共同体可能产生的威胁。一种实在法体系要成为实在，就只有在道德已然是人们关注的东西的地方，即，在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这里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承认他们具有道德义务，而且大部分处于能够也愿意履行义务。国家因此负有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以此为正当性来源和终极价值所在。在使人成为人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的社会共同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就要求人的社会共同体具有满足这种发展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功能和组织形式。

帮助他人实现权利，不会使自身沦为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种基于未来的权利预期与相互帮助，也是作为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一种道德承诺。[20]个体参与共同体事务，就是履行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职责。从丰富的国家实践模式看，民主转型虽有路劲相依的论点，但表现在宪法变迁的脉络上，却显现出更歧异多元的局面，在转型脉络与宪法变迁的动态中，其实存在着许多选择的契机，足以影响民主转型国家宪法发展的方向。

第二，它也可以解决宪法修正案本身的合宪性问题。[[34]] 参见韩大元：《比较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8—123页。从九次重大的修宪来看，文本上，中国宪法规定的执政党的代表性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关于宪法修改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的论域不外乎这几个方面：修宪权性质研究、修宪权与制宪权关系研究、宪法修改限度研究、宪法修改方式研究、宪法修改机关的研究、宪法修改程序研究、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研究、宪法修改与宪法审查研究、宪法修改与法秩序安定性研究、宪法修改与执政党研究、宪法修改与国际人权公约批准研究、宪法修改的法史学研究。

早期台湾的学术界如萨孟武、徐宗力先生似乎也倾向于宪法修改的限制论。[[57]] 同样的在Kelsen看来，下位法的正当性来源于作为最高规范的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是整个实在法秩序之效力根据。

[[37]] 结合宪法序言的政治功能、宪法宣言作为不完全法条的特征和域外法的实践，尤其是我国的修宪实践，笔者认为宪法序言的效力应该得到肯定。宪法亦是法律之一种，盖不论其特殊性与最高性，就法律之本质而言，宪法亦需要应时而变，这样宪法的修正案事实上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时间结构（杰尔哈特.胡塞尔称之为die Zeitstruktur der Geschichtlichkeit[[16]]）中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演进的。对于修宪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本身的规定，而对修宪权正当性的检讨则必须从宪法规范体系的基础或者外部环境出发。如果制宪权基于制宪时之政治背景而为，则修宪时之政治背景，亦应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不能为制宪时之决定，可以永远限制而后之国民意志。

[[59]] 在美国学者巴克尔（Larry Catá Backer）看来，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中国宪政制度的核心，中国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自由宪政模式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即单一政党宪政国（a 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它会打断日常政治的时间流, 插入进来, 重新启动日常政治朝新的方向前行。[[77]]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2．中国修宪权的正当性在我国，修宪权运行的可以在学理上被分解为程序结构（procedural structure）和实体结构（substantive structure）。

[[70]] 因为宪法变迁的相对化现象，创造了许多发展的可能性，也蕴含着许多决策的空间。[[78]] 高全喜：《战争、革命与宪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依着这种见解，宪法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实际上都不含有不可变性。（2）不得剥夺各州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

其本质是法律工具主义在立法效力层面的集中体现，其基础是弱化法律本身的至上性和权威性，而将执政党或执政集团的总政策和路线作为法律效力施展的界限。[[71]] 1954年宪法文本属于制宪权启动后所产生的一个制宪文本当属无疑义，而建国后我国三次全面修宪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宪法的原有面貌，对比1978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我们不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1982年宪法是在制定一部新宪法吗？2．一次修宪模式与人民主权一次修宪模式论者主张在高度集中的时间内选择一次性完成宪法的修改而开创一个民主宪政的新时代。随着美国宪政的发展，在第十八和第十九修正案中还是有一种反对宪法修改的观点,但是在关涉到修宪合宪性争论的National Prohibition Cases[[9]] 和 Leser v. Garnett[[10]]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都支持了两个修正案的合宪性。对于中国宪法而言，我们如果按照通说认为中国宪法经过三次全面修改，那么这三次全面修改所产生的文本都是修宪文本——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在中国，宪法修改的限制论者认为宪法修改必须受到程序上、时间上、内容上的限制。因为当被代表的人民真正出场后，人民通过其自决（self-determination）可以当然地完成对旧宪法的改造。

从经济政策的内容上看, 它们大多是变量, 具有明显的短暂性, 每部宪法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大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每次修改宪法都在经济政策等方面有大幅度的变化[[43]]张千帆教曾引述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论证到：在某些条件下，法律秩序仍保持原状，而经济关系却发生了极端的转变。以韩国、阿根廷为代表的国家则是通过一定时间内大规模的宪法修改而完成了民主化转型。

[[60]] 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在本体论上的关系上看，被代表的人民才是拥有修宪权的真正主体。涂云新，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LL.M，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宪法学、人权法、国际法。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 年。3. 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条款的修改从1982年宪法以来的修正案来看, 只有10 项是既非经济政策又非政治政策的修宪内容,。

[[69]] 范进学、张玉洁：《宪法本体性：政治性、规范性抑或解释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4 条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53]] 以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诞生过程为例，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建议的第一条为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我国，关于宪法序言的效力大概有无效力说、有效力说、部分有效力说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3）宪法序言与代表性强化1954年宪法经过历次修改，代表性（representation）的强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次修宪均可视为执政党和国家对代表性危机的直接回应。[[17]] 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宪法修改的限制说大都持一种支持和赞同的态度。

宪法的修改不得及于宪法中具有本质之重要性而为规范秩序存立之基础者，宪法的修改也不能触及作为宪法保持存续性和同一性的根本宪法精神。[[4]]3．劳伦斯·却伯的观点哈佛大学劳伦斯·却伯（Laurence Tribe）教授认为诉诸宪法修正案的宪法变化实际上是法律体系到达了一个裂点（a point of discontinuity），在这个裂点上，法律体系处于宪法革命和日常法律秩序的根本变革之间。

宪法所应该蕴含的法律秩序在这个裂点上若不通过对宪法本身的修订则将会难以为继。我国台湾宪法学家黄俊荣和张文贞在《路径相依或制度选择？——论民主转型与宪法变迁的模式》一文中指出，民主转型国家的宪法变迁模式（包含制宪和修宪）有四种主要的模式： 在这四种模式中，制宪与修宪分别按照时间集中的程度不同而体现出宪法变迁在同一性上有高低之分。

不认为制宪为立约行为，而认制宪为立法行为。下面的问题在于，中国修宪权运行的正当性是否值得进一步检讨。[[62]]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204页。人民一旦履行完制宪的使命, 他们立即解散,制宪权自动回归到共同体。

[[15]]（二） 修宪界限论法律非一成不变之事务，它需因应世事变迁而调整自己的规范领域和规范程度已经取得法理学上的共识。对比德国基本法在二战之后历经了 60次的修改[[61]]，从1975年宪法的第一次全面修改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国的修宪模式从总体上表现出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循序渐进的修改特征。

其次，对宪法修改的限制性理论的运用，我们可以得出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宪法历经九次修正含有一系列不变的因素，在理论层面上，中国的宪法学者似乎倾向于赞同和肯定宪法修改的限制论。修改为：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 年。

（二）渐进修宪模式在修宪的时间特征上，近六十年的修宪实践告诉我们我国宪法的修改在形式上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的复合，而近三十年来主导我国修宪模式的是部分修改的形式。第17 条宪法修正案(1999年)是为了与刑法(1997年) 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相一致, 才将宪法第28 条的反革命的活动修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